克里斯·馬克：日月無光 (1)

英文文本：Sans Soleil (1983)

Noriko按：我們最喜愛的電影之一。先前看的翻譯和電影沒有互文性，決定自己來翻。這樣詩性的作品，在翻譯這樣的動作使然的close reading & watching，韻味好像就被攪動起來了。

他告訴我的第一個畫面是關於1965年在冰島路上的三個小孩子。他說，於他而言那就是幸福的畫面，他嘗試好多次，想把它與其他的畫面連接起來，但是都無法成功。他寫信給我說：有天我一定會把它單獨放在一個電影的開頭，緊接著一長串的黑屏；如果他們看不到圖片裡的幸福，至少他們看得到黑。

他寫到， 我剛從一個北方的島—北海道回來。趕時間的有錢日本人會搭飛機，其他人則搭渡輪：等待、靜止、片刻的睡眠。奇異的是這些讓我想到一種過去或未來的戰爭：午夜列車、空襲、地下輻射避難所，戰爭的微小碎片都銘刻在日常生活之中。他喜歡這種在時間裡凝滯的瞬間之脆弱。這些記憶的唯一功能就是僅僅留下記憶。他又寫到，在各地游走多次後，現在只剩平庸吸引我。在這趟旅程，我像賞金獵人一樣無情地追逐著。日出時，我們會到東京。從前他從非洲寫信給我，對比了非洲時間和歐洲時間，後來還有亞洲時間。他說19世紀人類開始理解空間，而到了20世紀，不同時間概念的共存變成了大哉問。對了，你知道法蘭西島有鴯鶓嗎？

他在信裡提到在bijagos群島，是年輕女孩們選擇自己的未婚夫。

他也寫道，東京的郊區有一間供奉貓的廟。多希望我可以向你傳達到那對夫妻的不帶造作的純粹之心，他們來到貓的墓園裡放了一塊刻字的木板條以求他們的貓Tora受到庇護。不，她並沒有死，只是跑走了。但若是等到他死的那天，沒有人會知道要怎樣為她祈禱，如何向死神求情，好讓它叫她真正的名字。所以他們來到這，兩人一起，在雨中，為修復時間之網的破洞祭儀。

他寫到，我將會用一生來試圖理解記憶的功能。記憶不是遺忘的背面，而更像是遺忘的內襯。我們不回憶，我們就像重寫歷史一樣重寫記憶。一個人要怎麼記住渴呢？

他不喜歡談論貧窮，但是貧窮都在他所提到的所有事物裡。那是日本失敗的一面。一個充滿著流浪漢,遊民,邊緣人和韓國人的世界。他們買不起毒品，只好沉迷於酒精與發酵乳。在淚橋（Namidabashi）的這天早上—距離市中心的繁華20分鐘的地方— 一個人以在十字路口指揮交通來實現他對社會的報復。他們在那些在忌日倒在墳墓上的大瓶清酒裡找到一些奢侈的享受。

我在淚橋的一個酒吧裡喝了第一攤。那是一個可以讓人們平等地注視對方的地方；在這門檻之下，每個人都和其他人一樣一樣，並且大家都知曉這一點。

他告訴我有關在佛得角群島的福戈碼頭。他們在那裡待了多久只為等一艘船？每個人都耐心得向鵝卵石但內心卻時刻準備好縱身一躍。他們是一種稱為漫遊者、嚮導、世界旅人的人。他們以在這岩石碼頭上做生意來標榜自己，而碼頭以前是葡萄牙給他們殖民地的輸送站。一無所有的人，空虛的人，產地直銷的人。說實話，你不覺得像電影學院教的那樣，叫這些人不要看鏡頭是一件很蠢的事嗎？

他曾來信給我說：薩赫爾地區不只是我們所見的那樣，無法挽救的狀態；那是一片被乾旱滲透的土地，就像水滲入一艘漏洞的船那樣。當新的災難降臨，將稀樹草原變為荒漠時，在bissau的狂歡節復活的動物們將會再度死去。這是一種富有國家已經遺忘的生存狀態，除了一個例外。你贏了，日本。我頻繁的到來和離去並不是一種為了尋找各種對照的旅程，而是體驗兩種生存的極端的旅程。

他和我談到清少納言，在十一世紀初的日本平安時代侍奉定子公主的一位女士。我們真的知道歷史是在哪裡造成的嗎？統治者統治並用複雜的策略來互相攻擊。真正的權力握在世襲攝政的家族手中，皇帝的法庭殿堂變成只有機關算計和智力遊戲的遊樂場。但是藉由學習從細小事物的思考中描繪出一種憂鬱的慰藉，這一小群遊手好閒份子還是為和式感性添上了一筆，比那些政客平庸的叫囂來得深刻許多。 清少納言熱衷於列清單：關於“優雅的事物”的清單、“令人煩惱的事物”的，甚至是“不值得做的事”的清單。有天她有了列出“使心跳加速的事物”的清單。在我拍攝的時候發覺是個不錯的規範。我尊敬他們的經濟奇蹟，但是我真正想給你們看的是他們在街坊中的慶典。

他寫到，經過千葉海岸回來的路上我想到清少納言的清單，關於所有僅僅是名字就讓人心跳加速的象徵，僅僅是名字。對我們來說，太陽若不光芒四射就不太算是個“太陽”，泉水若不清澈如鏡則不太算個“泉水”。在日本擺放形容詞會和在商品上標上價碼一樣顯得粗俗。日本的俳句從不修飾。有一種講述所有包括船、石頭、霧、蛙、烏鴉、冰雹、蒼鷺、菊花的說法。進來的報紙上寫的都是一個從名古屋來的男人。他所愛的女人去年死了於是他像瘋子般全心投入工作—這很日本。他甚至在電子元件的研究上有重要發現。結果在五月他自殺了。他們說因為他無法承受聽到“春”這個字。

他向我描述與東京的再度重逢：就像放假回來的貓，出籠後馬上檢查它熟悉的地方。他馬上去看是不是所有事物都在他們本來的位置，銀座的貓頭鷹，新橋的火車頭，在三越百貨頂樓的狐狸廟，結果發現被一群女孩和搖滾歌手入侵。有人和他說現在是女孩們決定誰是明星，那些製作人在她們面前瑟瑟發抖。也有人說有個毀容的女人在路人面前摘下口罩，若是他們不能發現她的美麗，她就抓傷他們。所有事物都令他充滿興趣。他，一個不在乎道奇隊贏沒贏或賽馬比賽的結果的人，卻熱衷於相撲巡迴賽和橫綱的排名。他關心天皇家族和皇子的加冕或是在電視上教小孩子善行的東京初代流氓之類的新聞。這些簡單的快樂是他從未感受過的：回到一個國家、一個房子、一個家。但一千兩百萬個陌生居民能為他提供這些快樂。

他寫到： 東京是一個被鐵路縱橫的城市，和電纜一起，她才露出血管，展露她的生命。他們說電視讓她的人民變成文盲，但對我來說，我從沒看過這麼多人在街上閱讀。也許他們只在街上閱讀，又或者他們只是假裝在讀。這些黃色的人。我通常與人在新宿最大的書店紀伊國屋見面。讓日本人在電影出現前十個世紀就發明了寬銀幕電影的圖畫天才們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漫畫女主角的悲慘命運，她們是無情編劇和閹割審查制度的受害者。有時他們逃跑，爾後你會在牆上再次看到她們。 這整個城市就是一部漫畫。是mongo星球。人們怎麼可能認不出這從塑膠巴洛克風格到史達林中央風格的雕像們呢？俯視著芸芸漫畫讀者的巨大臉龐，比人還大的圖畫，偷窺著偷窺者。夜幕降臨，這座大都市四散成鄉村，在銀行大樓的陰影下鄉村墓地，車站和寺廟，東京的每個區又變回了袖珍的小鎮，在摩天大樓間棲居。

在新宿的小酒吧令他想起那種只有吹奏的人才聽得見聲的印度笛子。要是是在一個高達的電影或是莎士比亞的戲劇裡，他早就會大喊“這音樂到底應該在哪裡！？”

後來他和我說他在西日暮里的一個餐廳吃飯。山田先生在那裡展示高難度動作片般的料理技藝。他說若是認真看著山田先生的動作和他將所有材料混合的方式，你可以透徹地觀想出一些常見於繪畫、哲學和空手道的基本概念。他聲稱山田先生以一種謙卑的方式保有他這風格的精髓，最後也是輪到他用他那看不見的毛筆在這回東京的第一天寫下“終了”。

我花了一整天坐在我的電視前，那個記憶的盒子。 我在奈良遇見神聖的鹿。在拍照時未曾知曉十五世紀時松尾芭蕉寫過：“柳樹看見/蒼鷺的影子/上下顛倒。”（さかさまに鷺の影見る柳かな 芭蕉) （柳に鷺の影見えてさかさま 宝井其角)

這些廣告對於習慣西方廣告暴行的眼睛來說變成了一種俳句，顯然“不理解”增添了這種情趣。有渺小一瞬我產生了我會日文的幻覺，但那是因為一個NHK的關於（法國詩人）Gérard de Nerval的文化節目。

8:40，柬埔寨。從盧梭到紅色高棉：是巧合，還是一種歷史觀？在現代啟示錄裏，Brando曾說一些難以理解的斷言像是“恐懼有一張臉和名字， 你必須和恐懼做朋友”。 為了要驅散那有名有臉的恐懼你就要給他另一名字和另一張臉。 日本的恐怖電影有某些屍體的詭譎之美。有時候你會因這溢出殘酷而震驚。有人在亞洲人民身上尋找長期承受苦難的根源，是什麼令他們即使是苦痛也是華麗的。但接著補償就出現了：怪物被擺平，夏目雅子出現了；絕對的美麗也擁有一個名字和一張臉。

但是當你看了更久的日本電視，你越會感覺是他在看你。就連電視新聞都在證明一個事實，（鏡頭）眼睛的神奇功能是所有事物的中心。到了選戰的時候：勝利的候選人為達摩雙眼的空白點上了黑瞳，是幸運的象徵；而敗選者失落但保持尊嚴地帶走他們的單眼達摩。

最難理解的影像是那些歐洲的影像。我看著一個後來才會加上聲軌的電影畫面。我用了六個月去波蘭。

同時，當地的地震並不困擾我，但我必須承認說完的地震很大程度上幫助我思考一個問題。

詩從憂患中生長：四處離散的猶太人，因地震而顫抖的日本人；他們像是生活在一張愛嘲弄的自然隨時都準備抽掉的地毯上，這讓他們習慣了在表象的世界移動，一個脆弱、轉瞬即逝、隨時會被廢除的，一個火車從此星飛到彼星的世界，一個武士在不變的過去中不停決鬥的世界。這稱為“世事的無常”。

我什麼都看，連午夜的成人節目都看。他們和漫畫有著一樣的虛偽，不過是一種加密的虛偽。審查制度不是這個節目的斷肢，他就是這個節目。加密的內容才是訊息。他們透過隱藏來指出絕對真理。就像宗教一直以來做的。

那年，一個新的面孔在東京眾多大看板中出現了，教宗的臉。從未離開過梵蒂岡的聖物們在新光百貨的七樓展示著。

他信裡寫到：當然，他們眼裡有好奇，卻也還帶著一絲刺探他國產業秘密的精明—— 我能想到不出兩年的時間，他們就能推出一個更有效又便宜版本的天主教—— 但也有那種對於神聖的著迷與崇敬，即便那是屬於他人的神聖。

所以我們何時會在梅西百貨的三樓看到來自日本的聖物的展覽，例如能在北海道的定山溪裡能看到的那樣？最開始，有人會覺得這個集博物館、教堂和成人用品店的地方好笑。在日本總會這樣，你會不得不佩服不同領域間的分隔是這麼靠近，以至於你可以一口氣欣賞完聖像、買一個充氣娃娃、然後在繁衍之神的神壇上擺上些小供品。神壇的擺設之直白讓你會覺得電視節目上的含蓄遮掩不可理解，前提是如果沒有同時說明性器官只有在獨立於身體外的情況下才能被看見。

一個人會想相信墮落之前的世界：接觸不到在美國佔領的虛假陰影下的清教徒主義之複雜性。一個女人用友好的姿勢摸著許願噴泉，人們在旁聚集歡笑，那是和墮落前一樣的，天然的天真。

博物館的第二個部分和裡面的一些動物絨毛玩偶就會是我們所一直夢想的人間天堂。雖然不太確定.…..動物的天真爛漫也許是避開審查制度的小手段，但也許也是一面照出不可能和解之事物的鏡子。即便撇除原罪，這人間天堂也可能是一座失樂園。在定山溪裡有禮貌的動物閃耀出的燦爛光澤裡我意識到了日本社會的根本分歧 —— 一道將男人從女人中隔開的裂口。它在生活裡似乎只表現為兩種形式：暴力的屠殺和小心翼翼的憂鬱，日本人卻都用同一個無法翻譯的詞去表達，就像清少納言寫的那些。所以這種將人貶作禽獸的思想，對立於神父們侵入的思想，變成了一種禽獸對物哀發起的挑戰，這憂傷的色彩我只能引用Samura K

oichi的幾句話來向你描述：“誰說時間會撫平所有傷口？應該是說時間撫平一切，除了傷口。經過時間，分離的痛失去了它真正的閾值。經過時間，慾望的對象終將消失，如果那欲求的對象已經停止了為他人存在，那留下的就會是一個......沒有肉身的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