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人．陸克文

陸克文出身昆士蘭一個不算富裕的家庭，大學主修中國語言與歷史，畢業論文寫魏京生。一九八一年畢業後投考外交部，八四年派駐北京，八九年六四那年，他親自走到天安門廣場，跟聚集在那裡的學生聊天。同一段時期，他在廈門見過一位剛上任的副市長，多年後回頭看，那次是一次普通的公務接觸，沒有留下什麼特別印象。

二零一零年，他已經是澳洲總理，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分訪問澳洲，兩人在坎培拉總理官邸用普通話傾談了兩個鐘頭。同一年，維基解密洩露的一份外交電報顯示，陸克文私下跟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形容自己是對中國的殘酷現實主義者：「中國不會變，一定會維持一黨專政。」

政治現實主義是什麼？講到尾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甚至帝國與帝國之間，最主要的判斷標準是共同利益，或者利益之間的矛盾衝突，沒有什麼意識形態可言。掌權的人，講到底都很現實。這個框架底下，忠誠這回事其實不存在，只有共同利益。陸克文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但如果他真的是一個純粹的現實主義者，他二零一三年卸任總理之後跑去牛津重讀博士，花數年時間把習近平所有公開發表過的文字讀一遍，寫成《論習近平》，書裡卻斷言習近平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信徒；這一點本身就跟他標榜的現實主義身份有點自相矛盾。純粹的現實主義者，不會這樣著緊信意識形態；統治需要的是客觀考慮，不是意識形態本身。

時間回到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陸克文站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當時，西藏三月抗爭剛遭鎮壓，北京奧運聖火傳遞爭議正鬧得沸沸揚揚。他沒有選擇講場面話，而是正面處理中國經濟崛起卻政治威權這個矛盾，陸克文用了諍友這個詞——真正的朋友願意直言不諱，而不是那種為了維持表面和諧、把不愉快都吞下去的老朋友。當時他的身份是澳洲總理，講稿一定經過對方過目，還容得下少許批評性。這跟他後來寫《論習近平》時斷言中國不會變、不要妄想的口吻，不能同日而語。同一段江澤民延續到胡溫的年代，經濟相對開放，還算談得來；去到馬列信徒的年代，就談不來了。

外交體系出身的政客，職涯每一步都需要跟中國維持某種可運作的關係。學者的學術信譽，某程度上反而是靠被中國拒於門外建立起來的。其次，外交官講一句話可能直接影響雙邊關係、產業關稅、甚至外交官員第二天要不要被叫去領事館喝茶；學者寫一篇論文，最壞的後果是被禁止入境，代價的即時性跟連鎖規模完全不是同一個量級。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兩種人認識中國的方法論本身不同。政客的知識來源，主要是跟活人打交道——酒桌上的對話、閉門會議裡的表情、官員話裡有話的分寸，這種知識極度依賴關係的維繫，一旦關係惡化，知識來源就跟著枯竭。學者的知識來源，是檔案、田野調查、文本細讀，這種方法論不需要跟中國官方維持友好關係才能運作，甚至某些時候關係越差，資料越敢寫。

或者，陸克文不是天真；他一九八九年就已經親眼看過中國政權最赤裸的一面，他是被自己的職業生涯，綁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歷史有沒有必然？如果現在當權的不是習近平，而是薄熙來，做的事情會不會很不同呢？薄熙來在重慶搞的那一套，後來習近平照樣做，其實不會很不同。又或者，當年在深圳搞特區的，不是鄧小平，而是華國鋒；中共自己的歷史文獻仍然找得到，第一個提出要搞深圳特區的其實是華國鋒。。

讀歷史不是只讀一個人做過什麼，而是讀那個環境、讀前因後果；將人放得太大，而很少講到那個環境是什麼的講法，其實忽略了故事背後那個時空設定。陸克文絕對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七十年代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八十年代明明親歷了六四、明明知道中國不會變，卻還是在他的崗位上。或者，換了另一個人做澳洲的外交官、總理，澳洲的對華政策也是大同小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