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成功夺取权力并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界，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开山之辩。
面对着二战后国民党的全线溃败，美国发现自己虽然在二战中强力支持中国抗日力量，却在战后彻底失去了自身在中国的影响力，被排除在中国大陆之外。以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魏特夫（Karl Wittfogel）为首的两派中国研究专家展开激辩，一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人民的选择”；共产党代表了工人与农民的利益，而这场阶级革命成功将中国人团结在了共产党周围，打击了腐败的国民党和境外列强在中国的影响。而另一方则认为，中共的上台主要是一场苏联发动、指导、策划、资助和运作的阴谋。这场辩论曾持续多年，并因为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兴起而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
斯坦福大学冯克教授的新书“红色黎明照耀中国”（Red Dawn Over China）为我们重新开启了这场尘封大半个世纪的辩论。冯克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他撰写的“人民三部曲”（People’s Trilogy）完整叙述了毛时期的中国历史，是西方最让人耳熟能详的中国著作之一。借这次播客机会，我和冯教授讨论了新书中的一些最新发现，梳理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到1949年最终建国之间的苏联和日本影响。
聊天尽兴，我们总共谈了三个小时，并将其剪辑成了上下两集，本期为上集，起于法国大革命，而终于1929年的一场鲜为人知的苏联对华入侵。而作为一次新尝试，本次节目是全英文录制。倾向于中文的朋友，还请在Substack阅读文字版。
希望你喜欢！
何流
注：文中人物姓名使用首字母标注：冯客-F、何流-H
与其说民国时期的所有辩论都已经尘埃落定，不如说有些重大事件完全缺失了。
H：冯克教授，您又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您写书比人们读书的速度还要快。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以及为什么选择从1920年代一直到1949年这段时期？
F：这其实是一本“新冠时期”的作品。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不仅要考虑选题，更要考虑原始资料。如果你有好的原始资料，书自然就写成了。
疫情期间，问题在于我能做什么？当时我在香港。过去15年里，我一直频繁往返于边境进入中国境内的档案馆。后来，边境关闭了。于是，我开始钻研我们在香港掌握的资源。
我发现了一套非同寻常的藏书，多达300册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是由北京的中央档案馆与各省级档案馆合作，在1981年至1988年间收集并出版的。里面全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从大约1920年代初到1947、1948年的材料。
这些材料极其丰富，而且就保存在香港。这契合了我想要重新审视1921年至1949年那几十年的愿望。我职业生涯的前15年左右一直在研究民国时期，然后我转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可以说，这正是在重返我熟悉的领域。
H：这一时期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根据我的了解，40和50年代，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起源的问题曾是美国学术界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当时费正清（Fairbank）与魏特夫（Wittfogel）就此展开辩论：究竟这场共产主义革命是由于苏联的支持，还是它本身是一场自给自足、源于本土、由农村土地改革能量引发的自发革命？这似乎是一个早已尘埃落定的陈年辩论，而你却突然重新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
F：我确实思考过，我是否依然对民国时期感兴趣？因为正如你所说，太多的内容已经被讨论过，而且看起来有了定论。
除了发现这大量的档案材料外，我还在Kindle上下载了一本由记者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写的书，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书名是《我在中国的25年》（My 25 Years in China）。
书中有一章他提到了“1929年发生在满洲（基本上是北京政府）与苏联之间的战争”。它被称为“1929年中东路战争”。说实话，我之前对此几乎闻所未闻，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我们讨论的可是动用了数十万军队的大规模冲突。斯大林派出了他最精锐的元帅，动用了炮艇、飞机，城镇被完全摧毁，还发生了针对平民的屠杀。
我去搜索了关于这场冲突的资料，发现只有一本相关的著作：迈克尔·沃克（Michael Walker）于2017年出版的《1929年中苏战争》（The 1929 Sino-Soviet War）。作者在引言中提到，极少有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这场冲突。我通过查阅欧洲、美国学者撰写的所有主流现代史书籍验证了这一点，其中自然也包括你提到的费正清等人的著作，他们对此几乎只字未提。
因此我意识到，与其说民国时期的所有辩论都已经尘埃落定，不如说有些重大事件完全缺失了。1929年的中苏战争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1927年4月对苏联大使馆的搜查，当时发现了大量的苏联材料，这件事虽然已知，但鲜有人提及。再比如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在北伐期间，由共产党党代表领导的军队杀害了几名地位显赫的欧洲人，迫使欧洲列强介入南京，这件事也几乎没被提到。
我认为，研究这一时期不应从二手资料出发，而应真正回归一手档案。二手资料创造了一种“象牙塔”。而且在50、60和70年代工作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研究环境并不理想。当时的人们无法直接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查阅档案馆，能获得的资料非常有限。
当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对证据的检验，而是取决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我发现，这类意识形态观点，不只是费正清及其追随者所持的观点，往往对共产党持有某种程度的同情。然而，任何阅读过一手资料的人都会发现，当读到20、30和40年代的共产党时，会发现他们对自己人和外人都表现得相当残酷和暴力。
谁才是“人民”？
H：让我们谈谈你发现的一些打破认知的新发现。
F：最重要的发现其实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科学，很多证据就在显而易见的地方。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一些我们都知道、但我觉得并没有充分考虑进去的事实。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房间里大约只有十几个人，其中包括几名苏联人。它完全是在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指导下成立的。是由来自荷兰的共产国际特使马林（Henk Sneevliet）安排了那次会议。他发现组织工作非常困难，因为由这些代表所代表的57名中国共产党员总是争吵不休，很难达成任何共识。
在最初的几年里，这个共产党吸引的人数不超过几百人，直到包括列宁在内的苏联人意识到，共产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必须建立一个“统一战线”，这在1923年至1924年间得以实现——当时苏联开始资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其行列。
核心点在于，一直到1940年，共产党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始终微乎其微。
我可以给你几个数字，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是在1936年。你可能会说，这不公平，因为那是长征结束的时候，而长征基本上是一场漫长的失败。但就在那个时点，在一个面积与整个欧洲相当、拥有约5亿人口的国家，共产党只有约4万名追随者。也就是说，在中国每8000人中才有一个共产主义的追随者，这显然并不怎么令人印象深刻。
对比一下大致相同的年份（1934年至1936年）：在共产党被取缔的芬兰，每700人中就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地下追随者；如果你看一个法西斯国家——葡萄牙，1934年的数字是每280人中就有一个。
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能纳粹德国除外），共产主义的吸引力都远比在中华民国要大。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共产主义大众吸引力比中国更低的国家了。
如果你快进到1940年，根据共产国际自身提供的数字——这些数字当然是虚报夸大的——中国每1700人中才有一个共产党员。而且在1940年，我们谈论的是“统一战线”时期，如果你愿意，你是可以加入共产党的。这个比例基本上和当时美国共产党的追随者比例差不多。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你想谈论革命的社会条件，想谈论1930年代中国所谓“农民”中的土地改革，或者谈论共产党的吸引力，却不把这些数字考虑在内，那真的只是在浪费时间。他们在当时的吸引力，顶多就像是河南等省份的一个宗教教派而已。
H：我认为这很好地说明了，当证据匮乏时，历史学家在书写过去的故事时，往往是在书写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及他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投射。
但与此同时，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由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的、名不见经传的微小团体，在一定数量的外国资金和组织支持下，竟然成长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的主宰者。所以，这个谜团就在于：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发现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你的书既不是从清朝末年开始，也不是从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而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你能谈谈为什么你选择从法国开始讲述中国共产党起源的故事吗？
F：原因是存在一种看待政治的现代方式，其思想基础源于法国大革命背后的法国思想家。即：权力属于人民。它不在国王手中，不在皇帝手中；它不是上天赐予的，而是存在于人民之中。
随后产生了一场长期的辩论：谁才是“人民”？女性、边缘群体和被奴役的人是否应该被包括在内？“解放”成了整个19世纪的核心词汇。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这种新的政治秩序应该通过改革还是通过革命来实现？
20世纪的关键转折点是列宁，他在1917年革命中采取了“从上至下”的方式夺取政权。他并不打算等待工人们通过改革和法律程序自下而上地获得解放。他想要建立一个革命党，从上方发号施令来主导革命。
于是他夺取了权力，实行垄断，并全程掌控。他给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启发，包括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看到了列宁的操作方式，于是发起了“向罗马进军”，将自己的权力强加给了一个极不情愿的议会。
墨索里尼反过来又启发了纳粹夺取政权，德语中称为Machtergreifung。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因为在中文里它叫“夺权”，这个词对中国共产主义至关重要。其核心思想是：你必须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取政权，并主导一场从上至下的革命。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灵感来源。但同样公平地说，对于1921、22、23年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国民党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当时本身也是一个革命党。
问题的核心在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或许提供了一种“政党从上方夺权”的愿景，但整个马克思主义本身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在教科书中读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出现，中国民众就立刻被发生的一切所深深吸引。这根本不是事实。
证据显示，你必须等到1919年，极少数知识分子，比如李大钊和陈独秀，受到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特使的专门接触后，他们才开始考虑将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正是这一极少数由莫斯科特使培养的个人，最终导致了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
共产国际成立就是为了推翻所有资本主义政府，追求一场“世界革命”。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H：你在书里对19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活跃在民国的那些俄国人的描写非常精彩。能不能聊聊当年那个地下又或许没那么地下的俄国人圈子？
F：我在这本书里想做的，不仅是盯着那一小撮共产党员，更是想重新审视整个民国时代。我并不倾向于把20、30年代仅仅描绘成一个被大帝国主义全面主宰的黑暗时代。
事实上，当时的历届政府——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在废除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上倾注了大量心血。1927年初，英国就归还了汉口租界；20年代末，中国也重新夺回了关税自主权。我在书中还列举了多项协议，证明当时绝大多数列强（不包括苏联）都已经签字承诺，在五到十年内放弃所有在华租界。
我在书中还探讨了当时的整体社会趋势。1917年俄国革命后，大批俄国人如潮水般涌入满洲和上海。这当中既有共产国际派来的特务——在苏联获得外交承认后，他们得到了后来的苏联大使馆的全力支持；同时也爆发了所谓的“白俄”（反苏派）与苏联外派人员之间的激烈交锋。
这也是为什么满洲局势如此扑朔迷离的原因之一：当时的东北最高统治者张作霖极其反苏。他深知，满洲在俄国/苏联和日本眼中都被视为一块“缓冲地带”。而这两大势力，实际上决定了整个20-40年代中华民国的命运。无论是1929年的中苏战争，还是日本在1931年和1937年发动的侵略，火头都是由他们挑起的。但在1929年战争爆发前，在遏制苏联势力上，“白俄”力量给了张作霖很大的帮助。
H：究竟为什么中国对苏联如此重要？尤其是在早期，苏联自身都还远未达到稳定和繁荣的程度，为什么就如此迫切地介入中国事务呢？
F：这一切并非始于苏联，苏联只不过是延续了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思路。在当时，沙俄帝国与大日本帝国之间不仅仅是竞争和对抗，甚至爆发过武装冲突。1904年至1905年间，双方就曾为了争夺满洲大打出手，最终以日方获胜告终。
这种对峙在清朝覆灭后依然在持续。双方都对彼此充满了戒心，时刻担心满洲会被对方吞并。为了先发制人，他们在20世纪20和30年代不断采取预防性行动，这种摩擦最终在1937年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H：当苏联人来到中国时，特工们尝试培养各种类型的中国代理人。起初，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来吸引那些满怀理想主义的学生和知识分子。
后来他们认定，知识分子和学生其实没什么用。真正重要的是建立“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内部培植势力，打入其政治机器内部并试图从内部进行瓦解。于是，像周恩来这样的人被安插到了国民党的高层职位中。
最终，苏联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苏联意识到他们需要拥有自己的军队来通过军事手段接管中国。这是否准确描述了苏联对华的一系列战略演变？
F：没错。首先，共产国际成立的明确目的就是推翻所有资本主义政府。当时的共产党人追求的是一场“世界革命”，这在当时看来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要知道，在1919年，全世界只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就是苏联。
他们曾在1923年尝试策划一场德国革命，但结果惨败。当时德国的左翼政党其实更倾向于合法的议会改革，也就是通过投票箱来实现变革，而不是搞武装革命。
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中国，中国成了他们的下一个巨大的希望。苏联当时所做的，基本上就是武装任何他们认为可以控制的派系，以此来影响中华民国的政局。
而日本人的做法则完全不同。他们最初只是想控制满洲，先是在1931年发动事变，随后在1937年爆发全面战争。苏日双方都非常担心中华民国会与自己的敌人结盟：日本人害怕南京国民政府与莫斯科联手，而莫斯科则深恐北京或南京政权会倒向东京。
H：在这种列强竞争的格局下，在我看来，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美、英、法，他们大体上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便于贸易的中国，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有市场、有常规治理和职能健全的国家。
而另一方则是俄国和日本，他们更倾向于让中国陷入分裂，以便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为什么不同的列强会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构想呢？
F：最大的反差确实存在于英国与你提到的苏俄及日本之间，以及程度略轻的其他欧洲列强。
当我们读到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历史时，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是有些夸大的。提到1890年代的“瓜分中国”，人们往往会联想到“瓜分非洲”。但事实上，当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的所作所为，与1890年代清朝的情况完全没有可比性。
当时这些列强的真实逻辑是：他们想要通商口岸，但又担心清政府无法保障租借地内本国侨民的安全。因此，德国、意大利（程度较轻）、英国、法国都获得了港口和“治外法权”。因为担心受到攻击，他们才在这些地方部署炮舰来保护本国国民。
这固然是帝国主义，但它很难被称为像在非洲那样的“大屠杀”，也没有把大片土地变成奴隶劳工场并掠夺资源。德国人和法国人想要的，其实就是英国人已经拥有的——香港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模板。他们想要的是“德国版的香港”或“法国版的香港”。
但俄国和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想要的是缓冲地带。他们真正恐惧的是，“满洲”会被对方占领。
H：但显而易见，苏联人的胃口绝不仅限于满洲。他们的目光掠过了整个中国，从广州、北京到上海、武汉。所以我觉得，这背后的故事显然比单纯搞一个“缓冲地带”要宏大得多。
F：没错，这涉及两个层面。首先，他们的视线其实超越北京和南京，直指柏林、巴黎和伦敦。1927年4月，张作霖在北京搜查了苏联大使馆，当场缴获了堆积如山的机密文件。
这是一个极其精彩的故事，任何一段关于那个时期的标准史书中，都理应拿出至少一两个章节来书写它。现在人们唯一还会提起的，往往只有李大钊被处以绞刑这件事。虽然那也很重要，但真正的关键在于：张作霖自此掌握了铁证，证明莫斯科一直都在暗中资助武装暴动，企图推翻当时受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
苏联当时背负着“世界革命”的使命，这场对北京苏联大使馆的搜查以及随后流出的文件，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震动。英国人意识到，苏联人很可能在英国也干着同样勾当。要知道，1926年左右英国爆发了大规模罢工。于是，英国也紧接着组织了自己的突袭行动。
这就是著名的Arcos Affair，Arcos指的是全俄合作社——实质上是苏联在伦敦处理事务的一个伪装机构。1927年该机构遭到突袭，直接导致伦敦与莫斯科断绝外交关系长达一两年之久。这是一场影响巨大的国际性事件。
奇怪的是，北京大使馆的这次突袭在史书里几乎销声匿迹，而受其启发而引发的伦敦突袭却被写进了每一本教科书。从史学编纂的角度来看，这非常有意思，但核心点在于：当时的俄国人正试图在全世界如法炮制。
日本人当时最关心的是“缓冲地带”，莫斯科同样也关心。但除此之外，苏联还想点燃一场“世界革命”。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能在中国成功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就能重创英国的贸易利益，程度之深甚至足以让伦敦的民众也走上街头，从而在英国本土也诱发一场共产主义革命。
他们希望能制造出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向全球性的革命。这就是当时苏联人的真正企图。所以你说得对——这背后的野心远不止于建立一个“缓冲地带”。
H：这带到了1929年的中苏战争。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场战争，但现在我意识到，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你能谈谈这件事吗？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另外，你认为它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被掩埋了？
F：我之前提到的迈克尔·沃克在2017年写的书《1929年中苏战争》，副标题是“无人知晓的战争”（The War Nobody Knew）。他在序言中也证实，人们确实很少提及它。
尽管当时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以及许多其他记者都在向外界报道这场战争。在当时，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当时人们心中的疑问是：如果苏联愿意为了满洲的利益去和中华民国开战，甚至出动了超过10万名士兵，那么下一个受害的国家会是谁？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苏联正忙于国内的革命。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仅重新夺回了整个西伯利亚，甚至还愿意与邻国开战。
为什么他们要开战？因为在1927年北京苏联大使馆遭到突袭后，1929年，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意识到，苏联人正利用他们在满洲拥有的中东铁路特权来传播共产主义并散发传单。于是他逮捕了大批苏联人并将他们遣返回国。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张学良曾是共产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对此，斯大林的反应极其冷酷残暴：他派遣了大批精锐部队，彻底击溃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并强加了自己的停战条件。
更有趣的一点在于，斯大林当时还异想天开地认为，通过打开满洲的粮仓分发粮食，就能诱发一场“自发的革命”。为了制造这种自发的共产主义革命，他构思了一个“钳形攻势”：一方面，驻扎在满洲的苏联军队尝试在北方煽动某种形式的起义；另一方面，他开始迫切地要求对南方的共产党人给予更大的支持。他甚至点名提到，毛泽东是其中一位关键的领导人。
斯大林的思想总能敏锐地反映在毛泽东的言论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发表于1930年1月5日，距离1929年中苏战争结束仅仅过了几个月。其核心逻辑就是：只要你制造出那一簇火花，群众就会随之投身革命。这本质上是斯大林的想法，由毛泽东将其具象化了。结果是，毛泽东赢得了斯大林的认可，当然也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
2026, Frank Dikötter, Red Dawn Over China,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7, Michael Walker, The 1929 Sino-Soviet War: The War Nobody Knew,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45, John B. Powell,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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