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 |《新阶级》七十年祭

郑也夫，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曾先后任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及北京大学。其研究领域涵盖知识分子问题、城市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以及生物社会学。著有《代价论》《信任论》《吾国教育病理》《文明是副产品》《神似祖先》等。

吉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于黑山（1878年成为独立国家，1918年并入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南斯拉夫王国，1945年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加盟共和国之一，2006年公投后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科拉欣区莫伊可瓦茨镇波德彼什切村。1929年入学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法律和文学。在校期间发表过多篇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入校前已经接触和信奉马克思主义。1932年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未能联系到南共中央，自发成了共产党支部，吉拉斯被选为书记。1933年9月吉拉斯找到党组织并正式入党，不久判刑三年。在狱中接触到更多共产党人，读到更多马克思主义著作。1936年出狱，帮助从莫斯科回来重新组党的铁托，1937年被选为中央委员。法西斯入侵后，南斯拉夫王国崩溃，南共领导抗击法西斯。1941年吉拉斯领导黑山起义，失败后返回游击队总部。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的主要领导人。战后任南斯拉夫三个副总统之一，人民议会主席，是南共四巨头之一。笔者怀疑他是铁托接班人的说法，因为吉拉斯缺乏问鼎者不可或缺的权力欲和掌控权力的素质。

反法西斯胜利后，苏联对兄弟党的专横，导致1948年南斯拉夫这个唯一不靠苏联解放的东欧国家与苏联决裂。为自身辩护就要批判对方，批判必涉及共产主义路线上的正确性。作为南共数一数二的理论家，吉拉斯几乎成为反苏第一人。少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吉拉斯思想三部曲的第一部，37岁上阵批判苏共是其思想的第二部曲。他说：

我之所以把那段时期——战争结束时期和战后的两三年时间——看作是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有失尊严的时期，原因就在于此。胜利使我自己从一个有希望的作家和革命者变成了为比亚历山大国王甚至还要专制的君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为一个令人失望的和显然不公正的社会秩序辩护的发言人。我希望重新搞写作，一心从事文学工作。我同铁托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表示赞成，他说我应当设法安排好时间，把我从事写作和从事官方宣传活动的时间都包括进去。但是同莫斯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预感给了我新的动力——追求某种新的事物与为国家和党效劳的崇高意识交织在一起。（1980，30）

我于1950年提出了自治的思想……我们把共产党改名为“共产主义联盟”。1952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这项决定比较起来是非教条的和非列宁主义的。（1980，44）

获得政权后多数高层领导人亢奋不已，享受战利品是原因之一。而物质诱惑作用不到吉拉斯。在动力上批判斯大林主义是二级火箭，不然吉拉斯或许会离开政治。

批判苏联时期，南共的立场主要是捍卫列宁思想，批判斯大林主义。但在党的建设上甚至批判了列宁主义。对苏联的批判主要是：特权阶层，党管一切，垄断意识形态。吉拉斯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共产党还权于工人阶级。其批判方兴之际发生了重大事件，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铁托预感与苏共的关系可望缓和。对铁托而言，批判苏共首要目的是捍卫南共的独立性，其次才是批判斯大林主义。独立性保住了，作为双刃剑的批判该收场了。但吉拉斯不是机会主义者，其思考与批判一发不止，在《斗争报》上连篇累牍。从《一般和特殊》（《战斗报》，1953年12月20日，载于《吉拉斯政治论文集》）中的这段文字可见一斑：

没有一个党和一个集团，甚至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是当代社会客观要求的唯一代表。…此刻所须要的乃是政治运动作用的削弱，党对社会生活垄断的削弱，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除了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讨论，更自由地选举社会、国家和经济机构，以及更遵守法律之外，没有其他代替办法。这将可能以民主方式抛掉所有过时的反动力量。由于它们的观念和临时扮演的角色，他们坚持认为自己代表整个社会现实，而且是社会的唯一“合法”的代表。（1959，55、56、57）

可以想见类似观点对党内高层的震动。铁托与同僚多次劝告无效，终于摊牌。1954年3月吉拉斯被开除出党。1955年1月被判11个月监禁，监外执行。1956年因支持匈牙利事变及批判南共，被判三年徒刑。入狱期间，其手稿《新阶级》被带到美国，1957年10月出版，反响巨大。其刑期增至七年。1961年提前释放（监禁时间1956—1961）。三个月后，又因发表了《与斯大林的谈话》再次入狱（1962—1966）。

吉拉斯对共产主义的彻底批判，即其思想的第三部曲，大约始于其监外执行时（1955年，45岁），结晶于《新阶级》。这部书在西方印刷了十几次，在东方手抄本不计其数。

他的主要政治思想著作还有很多：《没有正义的地方》（1958）、《同斯大林的谈话》（1962）、《不完美的社会》（1969）、《铁托：内幕故事》（1980）、《新阶级的衰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1998）等。他写过多部小说，惜乎至今没有中译本。《同斯大林的谈话》与《铁托：内幕故事》以其直接目击的细节呈现独裁者的面相。尤其难得的是作者直言其表达难免主观，却未见丑化他们。《不完美的社会》中一段自白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不计胜负荣辱、以思想为生的性格：

胜利，我知道，是使人骄傲、自私而放肆的。对于我，胜利只是斗争的继续，只是一种有可能再斗争下去的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和不愿意在作为一个不屈的叛徒的舒适的光辉里，甚至在精神的胜利里，来安渡我残余的岁月。（1969，109）

历史上的伟大人格与伟大著作并非每每重合。而吉拉斯与《新阶级》完美合一。自忖无力讲述其人格，两个人为我解困。一个是毛泽东的话：“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措辞在毛与中共的文风中绝无仅有，一定是异类白求恩的献身让他们感佩惊异，这洋大夫再现了中土几近绝迹的墨子精神。另一个是《德热拉斯政治论文集》（1959）的序言撰写者保尔•威兰（笔者未能搞清其身份）：

这些文章并没有成为激起广大群众的反共情绪的一部分，也没有和争夺权利和地位的复杂的党内斗争，联系在一起，它的抗议更像是一股纯粹的人类激情，比夏日的闪电更突如其来划破天空。…他不要求从任何人那里得到支持（断然拒绝了德迪热尔为他辩护的努力），他不作蛊惑宣传，不提出纲领，不隐蔽他的希望，并避免任何结成组织的可能性，它的转变只是为他自己，这是他专有的责任和拯救目标。我认为就是这种品质赋予他的行为以特有的英雄气概和光辉，使它凌驾于这一时期的许多政治上的野蛮和阴谋之上。…正像托克维尔所说“这是一种高尚心灵的特权，上帝使他适宜于享有这种特权”。这种情操在现时代世俗的欧洲似乎是不合宜的。但如果自由不会死亡，它必将重获19世纪时的情操的一些光辉。而吉拉斯的声音将围绕它盘旋不息。托克维尔说“一个向自由要求它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的人是一个天生的奴隶”，这一名言在吉拉斯的情况中获得了崇高的表现。

吉拉斯1995年逝世，享年83岁。

要理解《新阶级》思想的贡献与高度，有必要比较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免去非马克思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是因为他们以为阶级是人类社会中的常态，必然和永恒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则要对旨在消灭阶级的苏联社会中的新阶级给予特别的解答，要为走出教条主义的思想迷宫做出非同寻常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笔者只选取考茨基和托洛茨基，是因为二着拥有系统的理论，都密切关注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情。

考茨基1918年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中论述苏联社会：

它力图废除阶级的差别，它从侮辱和摧残上层阶级入手，因此它事实上有最后变成一种新的阶级社会的危险。它实际是由三个阶级构成的。最下层的一级包括资产阶级、资本家、中小阶级以及所谓知识分子。……之上的是以领取工资的工人为代表的中间阶级。……（其上面是）新的官吏阶级，并使它掌握支配工人的权利，这个新的阶级逐渐把一切实际的和事实上的控制权抓在自己手里（1918，150）

旧的官僚政治的专制独裁已经以一种新的但据我们看来绝不是有所改进的形式复活了；除这种专制独裁以外，还正在产生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事实上比旧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水平要低得多。（同上，151）

1933年纳粹上台后考茨基流亡捷克，1938年二度流亡到荷兰，同年去世。1946年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在美国出版。此事颇为蹊跷。初版不是德文，是两个俄裔美籍人大卫•舒勃和约瑟夫•舍普伦在考茨基死后从他1932—37年的文稿中选編幷译成英文。笔者猜想这两位译者或许是考茨基的忠实粉丝，执著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理想，且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此书未经考茨基审阅。悉尼•胡克1945年为之做序说：“继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没有有人能比考茨基有更大的知识上的权威来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問題。……（本书）是从他一生智慧蒸餾出来的东西，讨论的是对我們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題目一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問的差别。”考茨基在这部书中说：

布尔什维克政权所结的果，就是建成了一种新的阶级统治。布尔什维克诚然打破了旧的阶级，但在他们的政权下却产生了新的阶级，新的贵族分子。他们是从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条件下必然地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初看之下，人们也许看不见他们，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语汇中，幷没有预（中译本如此。疑应该是“遇”）见到他们。但是，他们是在那里。他们扎着越来越深的根，正在逐步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行动和愿望的决定因素。它的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也越来越成为装饰品了……或是作为诱骗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们的工具。（1946，63）

不是消灭一切阶极，而是以新阶级代替旧阶级，这就是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结果，正如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一样。那时，革命者们也没有注意到，在消灭阶级差别之后，他们没有建成一个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制度，而只是助长了一个新的阶级社会的兴起罢了。（同上书， 64）

沙皇政权的垮台是因为政权的主要工具一一军队一一被德国军国主义的武力打垮了，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转过来反对沙皇。再加，全俄国人民都加入了叛变的队伍。不幸的是，俄国没有任何阶级受过自治的训练。结果是全国陷于无政府状态。在这个无政府状态中，布尔什维克就以一支新军队和一套新的官僚机构作为工具，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至于希望这样的事重演一次，那是无益的。产生这种情形的事态发展是特殊地反常的。（同上书，79）

托洛茨基1928年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1936年完成了《被背叛了的革命》，1937年英译本在美国出版。1939年中译本出版，书名用了原书的副标题《苏联的現状及其前途》。正副标题合起来，才充分显示书中内容。书中提出：“苏维埃社会已经分成安全的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和在匮乏中生活的多数人。”（1937，83）其第六章第四节“统治阶层的面貌”，统计了这个阶层的人数后，指出其薪水之外的特权：

如果不仅计算薪水和各种各样的实物收入以及各种形式的半合法补充收入，而且还加上官僚和苏维埃贵族在影剧院、休养所、医院、疗养院、避暑地、博物馆、俱乐部以及体育场等地方所享受的待遇，那也许有必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15%或20%的居民所享受的财富并不比其余的80%到85的居民所享受的少多少。（1937，103）,

接着，托洛茨基讲述革命的战利品被新生的官僚阶层篡夺，苏联社会未来的三种可能性，以及第二次革命的必要性：

私有财产要变成社会财产，必须经过国有阶段，正好像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须经过蛹的阶段一样。但蛹幷不是蝴蝶。无数的蛹没有变成蝴蝶就死了。（同上，173）

但是，国家——姑且这么说——“属于”官僚，如果这些整个来说还很新的关系，一旦固定下来，成为标准并且合法化，那么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抵抗，归根到底，这种关系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战利品完全毁灭。不过现在谈到这一点，至少为时还早。……官僚个人并不能把它的剥削国家机关的权利传给他的后代。（同上，182）

新宪法通过从法律上加强官僚“特殊阶级”的专制政治，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的诞生创造了政治前提。（同上，199）

十月革命已经被统治阶层背叛，但是还没有被它推翻。十月革命具有一种伟大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就在于已经确立的财产关系，无产阶级生气蓬勃的力量，它的最优秀分子的觉悟，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以及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同上，184）

我们不妨对它（苏联）的未来做两种不同的设想。我们首先假定，苏维埃官僚被一个革命政党推翻……这个政党会同群众一道并且领导群众对国家机关进行一次无情的清洗。他会废除等级和勋章，废除各种各样的特权。……它还会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按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进行深刻的变革。……第二种假定是，如果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去推翻苏维埃统治阶层……新政权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第三种情况……官僚继续领导着国家。…那么他们在未来的阶段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方面为自己寻求支持 ……特权如果不能传给自己的孩子，那就只有一半价值。……如果官僚在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取得了胜利，那就意味着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同上，184—185）

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注定要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这个历史特权，从一切迹象来看，无产阶级还必须再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来反对官僚专制。（同上，211）

1936年新宪法颁布时，斯大林宣告剥削阶级在苏联已不存在。针锋相对，考茨基和托洛茨基都提出苏联已经出现了“新阶级”。考茨基甚至说“他们是从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条件下必然地产生出来的”。托洛茨基认为：“现在谈到这一点，至少为时还早”，特权阶层还需要“在财产关系方面为自己寻求支持”，毕竟当下生产资料还是国有。不能说考茨基更确定就更正确，毕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系结在生产关系的占有上。所以毋宁说托洛茨基的分析更具体深入。但如果说官僚阶级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化，那便意味着它已经转变为旧的剥削阶级了。考茨基说：它是“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可见他们二人论述“新阶级”其实只是在说：革命废除了阶级，又造就了阶级。而共产主义革命造就出的阶级的全新特征，即其完全不依赖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方式，二人没有说及。揭示其全新特征，是吉拉斯的贡献。

考茨基、托洛茨基、吉拉斯三个人都使用了“新阶级”的概念，但“新”的意思不同。在考茨基和托洛茨基眼里，与资产阶级相似的新阶级出现了。在吉拉斯那里，新阶级与资产阶级大不相同。他认为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资产阶级已经断根。共产党掌权后仍喋喋不休地咒骂资产阶级，其实是以这个污名称呼和打击政治对手，尽管对手与资产阶级风马牛不相及。吉拉斯说：“要我写文章批判资产阶级，把矛头对准已经溃败的敌人，等于是浪费笔墨，无的放矢。”（1980，49）

当吉拉斯痛感新阶级出现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那是与传统的剥削阶级完全不同的新阶级。故他每每在与老阶级的对比中呈现新阶级的特征。吉拉斯首先讲述新老阶级出身之不同：

在以往，某一阶级或某一阶级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政党的取得政权，都是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的最后一件事。苏联的情况恰恰相反。新阶级是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1957，50）

这并不是说新党与新阶级是二而一的。然而，党却是那个阶级的核心和基础。要明确这个新阶级的范围并指明这个阶级的成员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1957，51）

即，传统的剥削阶级是因为有了钱，占有生产资料，而成其为阶级，并在社会上有了广泛的影响力。而新阶级是因为获得了政权，而全权支配生产资料，占有更多物质资源，成其为阶级的。这就解答了托洛斯基还有待观察的生产关系。这样的分析视角，令吉拉斯以不同寻常且极其雄辩的方式解释计划经济：

共产党党的计划经济，在开始时虽极借助于马克思，但有其更深厚的意识形态上及物质上的背景。当一种经济制度已经或即将变为只有一个唯一的所有者时，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将如何来管理其经济？……必先有某事物之需要，然后它才可能变成一种理想。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就是这样由需要而来的理想。（1957，148）

如果只是又出现了阶级，不过是消灭阶级的理想没有实现。而令人绝望的是，吉拉斯对比新旧统治阶级，从多方面指正新阶级不如老的统治阶级，吉拉斯还指出新阶级的又一个特点：这是个“不自觉的阶级”。不自觉的原因是蒙蔽于公有制。

这个阶级也是最自欺的、最不自觉的。每一个资本家或封建地主都自觉他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社会阶级的。……这个新阶级的共产党员并不认为他属于一个新的所有权阶级，因为他并不认为他自己是所有者，因而，也不承认他享有什么特权。……集体所有制的作用在于削弱阶级，同时，使这个阶级不感觉到它的阶级实质。……这个新阶级是贪婪的而不能满足的，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他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1957，77、78）

为什么“新阶级”是个洞见，就是因为在初期很难穿透公有制的蒙蔽。而要造就最大的蒙蔽，就必须蒙蔽一切人，包括自身，即所谓自欺欺人。当上层阶级不自觉也就没有了高贵的气质和爱惜财产的美德。中共一位元老暮年对子弟讲要有统治阶级的意识，旁证这个阶级长时间的不自觉。

吉拉斯在《新阶级》第八章“本质”中说：

但所有现代专制主义并非都是共产主义的变种，其极权化也没有抵达共产主义的程度。……当代共产主义是具有三种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的一种极权主义。第一种是权力，第二是所有权，第三是意识形态。这些因素都被唯一的政党或——依照作者前面的解释及用语——由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在目前，则由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集团所垄断。在历史上，甚至当代历史上，从未有一种极权制度——共产主义例外——能将这些要素成功地同时并用，而控制人民到这种程度。（1957， 224—225）

吉拉斯说“共产主义起源为一种意识形态”（1957，226）。以上三要素的发生顺序是：意识形态—权力—所有权。到了“所有权”那里就抵达马克思经典作者所说的“阶级”了。马克思主义实践造就了出身不同的“新阶级”，倒逼他们补充其阶级理论。阶级性很长一段时期被公有制掩盖了。而三要素中的意识形态和暴力（权力的组成部分）是其一以贯之的鲜明特征。其暴力的强度与持久，需要分别解释。先说暴力的强度。当年在美国读书时，敝人被Lucian Pye（白鲁恂）书中的一个观点深深打动，惜乎不记得出处了。他说：暴力在历史上司空见惯，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在于为其暴力披上正义的外衣，而使之达到空前的强度。吉拉斯说：

人集“天使”和“魔鬼”于一身。……天使和魔鬼的成分常常合在一起。……后者利用前者，而前者又为后者开脱。（1980，1）

这段话是吉拉斯《铁托：内幕故事》的开场白。笔者以为也适合解释暴力，魔鬼是暴力，天使是意识形态。吉拉斯对“暴力持续”的解释是：天使走了，魔鬼留下：

在以前的革命中，在旧秩序被推翻后，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便成为经济上的一种障碍。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在以前的革命者看来，武力和暴力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弊害和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可是，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1957，28、29）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共产主义对人民的控制中，这些意识形态已不再占据重要地位。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阶段，已大体上成为过去。……因为事实上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就必须保持权力以为控制人民的主要手段。（1957，226，228）

意识形态已经乏味，为什么不退场。不仅不能退场，还必须在党内保持一致。否则就是“新阶级”的分裂和崩盘。吉拉斯解释了思想一致和个人独裁的关系：

党内意识形态的一致是个人独裁的精神基础。没有意识形态的一致，个人独裁是不可想象的。意识形态的一致造成并加强个人独裁，反过来，个人独裁也造成并加强意识形态的一致。……对于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分歧的压制，还使不同的派别和趋向消灭了，从而也毁灭了共产党党内的全部民主。于是，共产主义中的“元首”原则的时代开始了。理论家只限于党内当权的人，不问他们有无足够的智力。……除了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外，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或政党曾达到意识形态的完全一致。（1957，98、99）。

共产主义实践遇挫时，间或发生改革。批判涵盖了改革，才是完整地认识共产党执政。吉拉斯对新阶级与改革的关系的思考，再次显示出其卓越的思想能力。他说：

就像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权一样，赫鲁晓夫新政权在执行所谓自由化政策时，实际上就是在扩张这个新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所有权。经济权力的分散并不表示所有权的变动，只是给予新阶级的低级官僚阶层以较大的权利。（1957，83）

他们的全部行动就在于巩固其财产所有权和政治地位而已。……这个新阶级之所以肯被迫而对个别阶层做一些退让，其目的无非是掩盖这个矛盾并巩固其地位。（1957，85，87）

思想，哲学原则，道德考虑，国家，人民，历史，甚至一部分的所有权都可以改变或牺牲；唯有权力决不能如此。如果改变或牺牲权力，无异使共产主义舍弃其自身及其本质，个人可以如此，而阶级，党及垄断集团决不能如此。这就是它存在的目的与意义。……正因为权力是共产主义最主要的成分，因而共产主义必须是极权的，排它的与孤立的。（1957，229—230）

以上是笔者对《新阶级》主要思想的概括，主观性在所难免，只希望没有歪曲。吉拉斯作为思想家的深刻，使他从具体到一般。乃至他在这样一本政治学著作中设置了“目的与手段”一章，他说：

假如必须要用目的来替手段开脱罪恶，那么一定是这个目的在实质上有卑鄙的地方。真正抬高目的的，并使一切为目的而作的努力与牺牲有道理的，是手段，是手段的不断改进以臻于完美，合乎人道，与增进自由。（1957，219）

我认为思想本身并未使人崇高或卑贱，只是人所用来的体现思想的手段才使人有高低之分。（1969，121）

上面二段话分别出自间隔了23年的《新阶级》和《铁托：内幕故事》，可见“以手段判定高下”的思想深植吉拉斯内心。由此笔者判断，在列宁的暴力革命与考茨基的议会斗争之间，他在考茨基一边。他读过多少部考茨基的书，笔者说不清。但这不很要紧，因为他的经历足以让他完成对暴力的反思。托洛茨基的书他当然读过，应该包括《被背叛了的革命》。

《新阶级》中有大段论述托洛茨基的文字。然而吉拉斯断然不能相信会发生二次革命：

托洛茨基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优秀的作家，熟练的辩论家，是一个很有修养而极有智慧的人，他仅缺乏一项品质：现实感。当现实已强烈要求进行平凡的工作的时候，他还要做个革命家。他希望复兴革命党，因为它正在变得面目全非，正在转变为一个不顾伟大理想而只关注日常生活享受的新阶级。当新阶级早已结实地掌握大权并开始尝到特权的甜头时，他却指望那早已疲于战争、饥饿和死亡的群众有所行动。托洛茨基的火炬照亮了遥远的天空，但是他不能再在疲惫的人间燃起烽火。他锐利地注意到新现象的悲惨面，但他没有了解它们的意义。再则，他从来不曾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德行。在以革命的名义攻击党的官僚集团时，他攻击了党的偶像和这个新阶级，尽管他没有意识到后者的存在。……托洛茨基是第一个发现当代共产主义本质而企图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虽然他并不自知。不过，他并没有能彻底认清其面貌。他以为这只是一时的现象，是官僚集团的积弊腐化了党和革命，因而他的结论是：来个“宫廷革命”把上层变更一下就可以解决。然而，当斯大林死后“宫廷革命”确已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因为其中有些东西是比较根深蒂固、寿命经久的。（1957，65—66、67）

1928年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1940年被其暗杀的托洛茨基壮志未酬。笔者相信吉拉斯的判断。推翻沙皇的那一代俄国共产党人，要么被革命“吞噬掉了”，要么已经成为“新阶级”的成员。而革命从来不是大众发动的。离开了那一代精英，哪还有什么革命可谈。

托洛茨基的继续革命论吉拉斯不相信，还有相信的人；托洛茨基出局了，但还有威权在手打算继续革命的人；毛泽东。毛继续革命的思想，是否受到托洛茨基和吉拉斯著作的影响，是饶有趣味的问题。逼近这一解答，首先要搞清毛是否读过《被背叛了的革命》和《新阶级》。这两本书都在1963年，文革发动前三年出版，都在所谓“灰皮书”中。

时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负责灰皮书的编辑出版事宜的张惠卿回忆：“‘灰皮书’指定由四家出版社，主要是人民出版社（用副牌三联书店的名义），还有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均为内部发行，封面、扉页上都印有‘供内部参考’或‘供批判之用’的字样，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对象都严格控制。‘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1963年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数量最多，因为中苏大论战就是在此时展开的。到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中断。1972年继续出版，到1980年结束，先后共出版了200多种。” 张惠卿还回忆：1952年12月公安部门曾有一次“肃托”行动，上海人数最多，他们保留在家中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缴。1963年初我奉中宣部之命，专程去上海公安局在他们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这批书有20多种，共数十本。其中包括《被出卖了的革命》”（郑异凡，2015）

在那个极端革命的年代翻译出版百余种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是极不寻常的事情，谁敢启动？以下是当事者的回忆和相关档案记录（郑异凡，2015）：

（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王惠德）：1960年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告诉他：康生说主席看了《伯恩斯坦、考茨基言论选》，很有兴趣。

1962年11月8日康生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道：“主席要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斯坦、考斯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的出一些书。正在做，有一个计划。12月可出第一批书。”

（时任中宣部出版处处长、灰皮书工作牵头人包之静）：1962年秋冬之际，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曾对他说，主席的意见是要出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的书。 1962年底康生召开会议，问我老修的书出了没有，我说出了几本。康生说怎么不报一报，主席要的。 1963年底向康生请示。康生说：你们做了两件好事，主席讲了几年了，现在总算出了，你们要把这些书收集齐，当时黎澍也在座。这证明出老修的书康生转达主席的指示。

（人民出版社档案记载）：康生批示：同意送主席，常委和书记处同志

（灰皮书工作室副主任、人民出版社的冯修蕙）：“中央办公厅逄先知曾来电话通知灰皮书的购书证要送江青同志，以后还通知说灰皮书每次出版要送主席秘书林克同志若干本（两本或三本）。

以上回忆证明，灰皮书的翻译出版是毛泽东的意思。当务之急是为书写反修文章服务，更宽泛的目的是借助反面教材提升高层政治判断力。当时两个最大的修正主义国家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对二者最激烈的批判来自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和吉拉斯《新阶级》。托洛茨基讲述了苏联走向特权社会的现状。吉拉斯以其对“新阶级”的解析开启了一个认识共产主义社会的视角。从毛泽东“对《伯恩斯坦、考茨基言论选》很有兴趣”判断，他不会放过托洛茨基与吉拉斯的这两本书。其实他在延安时代就很可能耳闻乃至读过《被背叛了的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动机不止一端。其一是权力欲：从刘少奇手里夺回权力。其二是继续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回权力，打到一个刘少奇够了，为什么要打碎整个官僚机构。这又涉及他对官僚阶层的两个看法。其一，1962年的七千人会议上官员们的情绪及其后的行动，让毛看到了广大干部愿意跟刘少奇走。其二，建国后官僚阶层日益腐化堕落是他一贯反对的。1951年的“三反运动”包括反官僚主义，1952年处决刘青山、张子善。1965年1月，毛泽东看到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讲述干部“为所欲为”的报告后写了两段批语：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对批判党内走资派与发动文化革命，毛泽东鲜有系统阐述。文革前夕（1966年6月9日）发表的《十六条》是其政治意图的简略表达，但缺乏理论：

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假定毛泽东读过那两本书，他发动文化革命受到二者的影响吗，受到哪些影响？笔者以为，两书促进了毛发动文革。不管宣传上如何对待托洛茨基，有这个大家伙讲“继续革命”，毛在运作雷霆手段时会觉吾道不孤。吉拉斯讲新阶级产生了，毛泽东说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两说天差地别，但不说明二人毫无共识。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中国哪个搞理论的人不知道。公有制岿然不动，仅凭思想意识能复辟资本主义？故说当下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昏话。但毛如果讲新政权产生了“新阶级”无异于说自己是中国“新阶级”的教父。说不了“新”，只好搬出“旧”。好在话语权在他手里，且“资本主义复辟”是中共一贯的话语，不管赞成与否，大家听得懂。吉拉斯的强刺激很可能是促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因素之一。但他没有听进吉拉斯对托洛茨基“失去现实感”的尖锐批判。吉拉斯刺激了他，而他选择的是托洛茨基的继续革命。

我们看不到毛泽东对《新阶级》的看法，只是感到文化革命与这本书似有干系。文革干将戚本禹的说法佐证二者的关系：

记得当时有一本书，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写的，叫《新阶级》。……我看了以后，觉得吉拉斯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是很相似的，说得也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批判吉拉斯是修正主义呢？关锋说，这不矛盾。吉拉斯是说在社会主义里面出现特权阶级是必然的。并以此来整个地否定社会主义。我们则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特权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戚本禹，2016）

本节开始和终结于一个问题：毛泽东读过《新阶级》吗？从现有出版物中找不到答案。但这是可以澄清的问题。毛泽东的九万多本藏书（其中四千多本带有批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如果其中有《新阶级》，且带有批注，则可以具体而微地窥见毛的思想。馆内人士已经发出建议：“对毛泽东批注的藏书进行复制。……通过微缩拍照、复印和仿真复制等方法，将批注书制作成副本。”（王淑芳，2006）。我们静待这一疑问的揭晓，已经批注本的全面问世。

本节叙述两条未相交的线索。其一，民间思想家笔下的阶级。其二，吉拉斯《新阶级》的流传。

毛泽东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召，及以大字报和印刷小报作载体的大民主的展开，催生了民间思想家的问世。毛泽东理论上的空缺，给民间思想家探讨新阶级留下了空间。

1967年1月18日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反响巨大，几乎影响了中国所有关心政治的人。文革前，当局在录用、提拔、考学上明文贯彻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这样公然歧视的政策，一些干部子弟依然不满足，炮制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引发大争论。遇罗克成绩优异，因出身不好大学不录取，做了工人。《出身论》应运而生，其主旨是批评不平等的阶级路线，呼吁权利平等。文章没有直接讨论阶级问题，却引发了受压迫者的阶级意识。旋即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大毒草。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处决。

1968 年1 月8 日长沙一中高中生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广州八五公社《八五》)发表。因文致罪，1969年10月判十年徒刑。文章说：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转引自印红标，2007）

1973年12月，广州的李一哲（三人笔名。广州美院教师李正天，返城知青陈一杨，王希哲）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文寄送给毛泽东。1974 年11 月修改稿与加写的长序抄写成67张大纸，张贴于广州闹市区，轰动羊城。1975年7月三人被监督劳动，1977年打成反革命，1978年平反。大字报的主旨是民主与法制，涉及特权阶级的内容：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呼吁四届人大以）民主与法制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转引自印红标，2007）

1974年云南宣威县自学成才的青年陈尔晋撰写了12万字的长文《特权论》，请人交邓小平转呈毛泽东。1976 年春完成修改稿。1978年入狱，1979年平反。《特权论》提出：

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现，而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的掩蔽之下，以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他们）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一身，将整体社会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起来的具有巨大竞争能力的资本积累制度，是典型化、特权化的私有制。……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特权资本。（转引自印红标，2007）

从文章内容看，他们四位都没有读过吉拉斯的《新阶级》。其思想，特别是陈尔晋，接近吉拉斯。这说明“存在决定意识”。各民族的思想家，面对相似的环境，会完成近似的思考。而中国当时的思想氛围更为“沙漠”，且四位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故思想深厚上远逊吉拉斯。后三位的思想，其实是沿着毛泽东打倒党内走资派的号召做出的思考。他们的遭遇说明文革大民主给予的空间是狭小的。

吉拉斯的《新阶级》在灰皮书中属于甲类，应该只印制了500册。从日后的口耳相传判断，其影响大大超过印数，应该是文革期间秩序打碎，内部读物的外溢和流传所致。但流传方式和范围都殊难打捞。笔者仅见到两人的记载。魏光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原外语学院附中学生）说：他1968年读过手抄本。“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读到这本书时是何等的欣喜——他们认为自己在上下求索的理论迷途中找到了归宿”。韩少功插队时见过外地知青带来的油印本。在中国，《新阶级》有过多少读者，有过多少手抄本、油印本，均无法估算。其手抄本，只有那个禁欲时代的色情读物堪可比肩；而油印此书在当时会招来重罪的。手抄和油印是大批读者痴迷此书的铁证。油印本会激增阅读量。

笔者在互联网上问询。20人答复在1980年（1981年该书正式出版，之前是内部读物）之前读过《新阶级》。样本太小其实没有统计意义，且抛砖引玉，推动想象。总的说阅读过《新阶级》的人很少。很多70岁以上的知名学者、活跃分子当年没有读过此书。读过的20人中18人当时是北京学生或知青，即本书的流传90%在北京圈子中。20人中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各半。说明该书溢出其拥有者高干家庭。因干部在人口中比重小，故干部子弟中阅读此书的比重大大高于总人口，但平民子弟的阅读人数也是可观的。笔者获知的读本中含两个油印本，三个手抄本，比重颇高。

吉拉斯《新阶级》对中国的影响如何？笔者最初判断是影响很大，根据是读者口述其刻骨铭心的记忆，及手抄油印本的存在。深入思考后笔者改变了判断，认为社会效果其实不大。原因诡异，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独一无二。

如果没有毛泽东，在极大概率上就没有人民公社、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革命。与毛的荒诞相比，官僚阶层要务实一些。毛几乎凭一己之力发动文革，打碎官僚机器，他的帮手们与其说是其政治路线的拥护者，毋宁说是野心家和马屁精。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后，全党和全民族的有识之士享有共识：终止毛的路线，回复正常的生产生活。除了反腐败，毛泽东与吉拉斯批判官僚阶层，指向的是不同的内容。吉拉斯批判的是非资本主义式的剥削，提倡两党制，他的新阶级中当然包括党魁。毛泽东批判的是官僚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自留地、包产到户、凭分录取，他要搞大锅饭、平均主义、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所谓走资派的路线，远比毛的路线更受民众欢迎。因此，世间最离奇的事情发生了：一方面，一个新阶级的首领要打倒新阶级；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站位，共产主义国家中官僚阶级的本质混淆了。

《新阶级》揭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认识精准、深邃、长远。当时撰文批判毛的大锅饭，主张私有制，无异于以死殉道。故杨曦光、李一哲、陈尔晋都是沿着毛批判走资派的逻辑推论，甚至将文稿寄送给毛，却不知不觉接近了不曾读过的吉拉斯的思想，令自己身陷囹圄。但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摆脱荒诞，恢复正常人的思维，眼下打碎官僚机器无助于此，即便官僚阶级的本质被吉拉斯言中。席卷数十万人的四五运动呈现出的民意是：拥戴理性务实的周与邓，即反对毛。毛泽东去世不久，土地承包、恢复高考、允许私营经济，人民大众拥护这样的政策及其后面的政府。这是当下的选择，不是对政府本质的深长思量。

笔者以为，《新阶级》对六七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小的原因是，内部读物印数太小。更大的原因是中国当时极度荒诞的政治生态。故其发生的影响未成黄钟大吕声，只在潜移默化间。

1978年载于《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其思想来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传递了这一思想“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话来自哪里？出版于1963年的中译本《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拉斯著）中至少两次、一字不差地说出这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3、167）。不错，吉拉斯明言这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笔者想说的只是：极有可能这篇文章的作者读过吉拉斯的书，记住了这句话。《新阶级》在中国的影响不在社会层面，在思想者的头脑中。

共产主义以消灭阶级为其奋斗目标。当其建立的国家中产生了“新阶级”，它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吗？吉拉斯在《新阶级》中说：“迄今为止，共产主义尚未能视为最后的定局，因其发展尚未全部完成。”（1957，223）七十年过去了，有了“最后的定局”吗？答案是肯定的。

世界上曾经有16个国家是共产党执政。其中11个不再是共产党执政。这11个国家及共产党失去政权的时间如下：

柬埔寨红色高棉，1979年

波兰，1989年

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

匈牙利，1989年

罗马尼亚，1989

保加利亚，1989年

民主德国，1990年

蒙古，1990年

苏联，1991年

阿尔巴尼亚，1991年

南斯拉夫，1991年

从任何指标看，都无法判定这些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还有5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

根据2025年的数据，越南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GDP贡献约50%—51%，企业数量占 85%以上，就业人口占比82%，国家财政收入30%以上，社会投资资本约60%，出口总额70%以上。

中国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全面超过越南。

老挝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GDP贡献约42.3%，企业数量占比85%以上，国内投资占38%，外国投资占40%。

仅凭新阶级的产生，还不能断定这个国家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了。因为新阶级或许不是其政治高层愿意看到的，政权可能仍旧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但是当官宣公然鼓励发展私营资本，甚至资本家可以入党，且私营资本已成庞大规模之时，说它依旧是共产主义国家就没有任何道理了。它们是吉拉斯所说新阶级的统治，还是毛泽东所说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越南、老挝，此前没有过资本主义，何来复辟。这三国当下是资本主义社会吗？不是，受限制的市场中只存在“四不像”。那里是新阶级的统治吗？也不是，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是国有制下面的特权阶级，三国中已发展出有产阶级了。当下，官员家庭的巨额财产离不开其某些成员搞私营企业，而大型民营企业又统统离不开官家的庇护。故此可以说，当下的统治阶级是官商混合体。

那么朝鲜能？那里没有私营企业。新阶级理论在朝鲜的解释力超过中越老三国。但吉拉斯面对的南斯拉夫和苏联，都断然没有元首的血统继承。朝鲜在其新阶级之上设置了皇权。却又绝非传统的帝制，因为帝制并未杜绝一切私营经济。朝鲜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综上所述，世上已无共产主义国家。这是《新阶级》问世七十年后的事实。明确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冷战时代，共产主义阵营消灭私有制的宣言和其输出革命的举动，吓坏了资本主义世界。西方人今日余悸犹在的心态，常令他们为这些国家贴上“共产主义国家”的标签。但是须知，企图砸碎私有制的时代过去了。认识其当下的性质，是东西方共同面对的课题。

世上已无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半数以上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尚具备相似的特征。

其国家机器超强的动员力，官员的盲从，社会缺乏制衡力量，都直接留存给权力继承者，不管其是否共产党执政。因此，传统民主国家在与它们博弈时，常常显得迟钝、乏力。反垄断法下的西方企业打不过威权国家力挺的企业。这一挑战对传统民主国家反省自身、调整策略不乏意义。前提是认清对方经历蜕变后的性质。

共产主义国家的开国领袖，几乎无例外地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其离世后，国家最高政权每每陷入短暂弱君、集体领导、寡头突起的峰谷交替。斯大林以后的苏俄政权是最鲜明的例证。此系两个原因合成。一方面，如吉拉斯所说，追求意识形态的一致与个人独裁相辅相成，故该国寡头易生。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皇权血统制是隔代的陈腐制度。而离开了血统的“王”位传承，殊难连贯。乃至从共产主义国家到后共产国家，最高权力的形态不可能不呈现波浪状。

以暴力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终结了。但科技革命似乎为所有制的演变带来新的可能。1930年凯恩斯预言：生产问题将在一百年内解决。人类的肉身正渐次退出生产领域。当生活资料的各取所需真的实现之时，生产资料的归属还是大问题吗？马克思曾经预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用的矛盾，必将导致生产的盲目，其解决只有靠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无奈计划经济完败给市场经济。而今，掌控大数据的算力将使计划与市场之争作古。不错，除非改变基因，否则人类炫耀的欲望不能消除。但物质的炫耀已经没有昔日的力量。当饱和之时物质的意义只是优胜的象征，而非物质属性的符号象征之丰富多样百倍于物质。一句话，剧变之下，旧势力将相继退场，岂止共产主义国家。只是先走一步的是它。批判共产主义国家的《新阶级》会随它而去吗？命运大抵如是。唯我等愚夫痴心挽回世人的遗忘。

吉拉斯是先知，是殉道者。《新阶级》是惊雷，是启示录。三分之二生命活在二十世纪的一个侏儒，以其拙文祭奠吉拉斯及其不朽的《新阶级》问世七十年。

吉拉斯 1957/1963:《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59/1963：《德热拉斯政治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62/1983:《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

——— 1969/1970：《不完美的社会》,今日世界出版社

——— 1980/1981：《铁托：内幕故事》，新华出版社

考茨基 1918/1963:《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三联书店

——— 1946/1963：《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三联书店

戚本禹 2016：《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

托洛茨基 1937/1963：被背叛了的革命，三联书店

王淑芳 2006：“对毛泽东藏书及保管工作的一点思考”，《中央档案馆成立45周年暨国家档案局成立50周年档案学术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

项佐涛 2012：《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印红标 2007：“从‘新思想’到‘新阶级’——文革中青年的社会批判思潮”，《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编），香港田园书屋年版。

——— 2009：《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想》，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郑异凡（主编） 2015：《“灰皮书”：回忆与研究》，漓江出版社